被感染专家王广发:在武汉未看到医务人员感染资料

（原标题：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：我们当时看到的资料是没有医务人员被感染）

1月30日，王广发治愈出院

因为一句“可防可控”，而后自己又被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一时被推到风口浪尖。

2019年底，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引发关注，截至目前，这场疫情已经蔓延至全国。这是继SARS疫情之后，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公共卫生安全大考。

2020年1月30日，王广发治愈出院，目前仍在家中参与疫情防控工作。1月31日，王广发接受界面新闻专访，回顾自己去武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和被感染及治疗的经过。他透露，自己在被感染初期，也误判是流感而在家隔离，事态严重后才去医院住院治疗。

他坦陈，在武汉期间掌握的资料有限，并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，根据当时的病例等信息作出判断，认为“可防可控”并无不妥，而外界对他的言论存在误解。

“可防可控并不是不防不控，”他说，在疫情的早期阶段，积极采取防控措施，代价就低得多，但等到疫情都播散开了，也是可防可控，但是社会代价就太大了。

感染后最初以为是流感

界面新闻：你昨天出院了，现在身体情况如何？还在工作吗？

王广发：一直都没闲着。身体基本上没有问题了，还有一点疲惫。

界面新闻：你之前在微博上回忆了被感染的过程，怀疑自己是在发热门诊被感染的，与你一起去的专家还有被感染的吗？

王广发：事后推测是这样。我听说其中有个我去过的发热门诊，有个主任也感染了，发热门诊病人复杂，空间狭小，对医务人员来说比较危险，我是去了好几个地方的发热门诊。除我之外，其他专家都没事，包括和我有密切接触的人都没有被感染。

界面新闻：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不良反应的？最初的症状是什么？

王广发：我1月16号白天回到北京还没事，但到了下午，就觉得眼结膜有问题，开始是一侧，然后是两侧，到了晚上就发冷发烧，有卡他症状，少量的流鼻涕，好像是这个顺序。所以我分析，可能是从结膜入侵的。当时也比较担心是不是得了武汉的这个肺炎，但我作为临床医生，也比较理性。包括我在武汉看到的一些病例，当时新型冠装病毒肺炎确实没有鼻塞、流鼻涕等症状，所以我更多的考虑，是不是得了流感了。因为我去的发热门诊，那里也有不少流感病例。流感也不能马虎，不能传给别人，所以当晚我就把自己隔离了，第二天就按抗流感治疗。

界面新闻：你是防控工作的专家，网友对你的感染都很意外。

王广发：这个很正常，传染病防控像当兵打仗，战场上飞的都是子弹，你说谁能保证自己不中弹？从感染的角度来看有必然性，但这次感染有偶然性。

界面新闻：此前你参加疫情防控工作，有被感染过吗？

王广发：我参加了很多疫情的防控，包括SARS，鼠疫等。鼠疫的毒力特别强，10个鼠疫杆菌就可以引起发病，包括去年底内蒙古发生的鼠疫疫情我也去了；还有特别易感的疫情，比如有一年山西发生的麻疹，还有新爆发的流感，这些疫情的防控工作我都参加了，但都没有中招，但这次不幸中招了。我也在想，我们有序的防控可能很重要，当环境很乱很嘈杂，秩序很混乱，防控就容易出问题，包括个人和团队。

界面新闻：现在回头看，你怎么看待自己当时的对病情的判断？

王广发：现在回头看，我们逐渐了解了这个病毒的全貌，比当初那在武汉看到的那41例要全面透彻一些，比如现在我们知道，感染这个病毒后，轻症的也不少，上呼吸道症状比如鼻塞，流鼻涕的也不少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教训吧。

界面新闻：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病情严重的？

王广发：本来我经过休息，体温都下降了，但是工作还在继续，我有时候还会参加会议，但我都戴着口罩，距离大家远远的。但是到了1月19号，又开始发烧了，头疼得很厉害，因为我一直用抗流感的药，如果流感的药没效，就必须考虑是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。然后我就联系医院，戴着口罩跑到急诊室，护士就给我采样，我还跑到外面没人的地方去流了一口痰。第二天结果出来，显示是阳性的，说明被感染了。

界面新闻：当时什么感受，害怕吗？

王广发：但是没想那么多，觉得自己染上病了，但是我是比较轻，后来做CT，显示有肺炎，和我在武汉看到的病例很相似了。但是也有一些担心，会不会发展成重症，甚至出现一些不好的结果。

界面新闻：什么时候住院的呢？病情什么时候开始稳定下来？

王广发：我是1月21号晚上住院的，高烧到了将近39度，但我的症状比较轻，没有打点滴，就是靠吃药，1月22号体温就降下来了，我还算比较幸运，当时还有咳嗽等，但我一直没有出现呼吸困难。我是医生，我对这些症状还是比较关注，后来我也没有复查，因为的觉得身体应该恢复了。

界面新闻：你平时身体底子应该还好吧？

王广发：我今年56岁了，平时身体并不是很好，有支气管扩张，也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多防护吧。我们常年接触病人，也许有些特别的免疫力吧，都不好说。

在武汉未看到医务人员被感染资料

界面新闻：你和专家组一起去武汉，主要都做了什么工作？

王广发：查看病例，去门诊走访，开会研判疫情等，然后主要一个新的病毒出现了，研究他个规律，大家商量下一步的诊断治疗措施。还接待了港澳台的代表团过来了解疫情。

界面新闻：在你们去之前，还有一批专家先到了武汉，他们工作的重点的什么？

王广发：他们的工作我就不太了解了。我们去了之后跟他有个简单的工作交接。

界面新闻：你去武汉不久接受采访，说疫情“可防可控”，这一说法后来争议比较大，你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判断？

王广发：这些争议可能是一种误解，我说“可防可控”，因为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，证明的确就是可防可控的。而且历年爆发这么多传染病，你说哪个不是可防可控？最后都控制住了。我当时说了几层意思，一个是“可防可控”，另一个是，这个病毒和SARS不一样，我们拿到病毒了，确实是轻症比较多，重症比例比SARS少，但是我还说了，仍然有重症病人。另外，记得我当时说，有没有人传人现象，这个需要流行病学数据，这个不好判断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每个人都要有锻炼身体，戴口罩的健康意识。我觉得，如果大家能够耐心把央视采访的整段视频看完，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了。

另外，我们说的“可防可控”，要看是以什么代价来“可防可控”。在疫情的早期阶段，积极采取防控措施，代价就低得多，但等到疫情都播散开了，也是可防可控，但是社会代价就太大了。

界面新闻：但是后来钟南山院士提到有人传人，而且有十几个医护人员感染，你当时有看到医务人员感染的病例吗？

王广发：我们当时得到的信息是没有。我们看到的资料，肯定没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的。

界面新闻：你们当时看到了哪些病例？有没有病例显示人传人的现象？

王广发：我们拿到的资料，就是发表在《柳叶刀》上的最初41例患者的病例。我们进入到病房，看到的就是一个个病人，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病人的情况，主要看病人每天发病的情况。我们是怀疑到有人传人，也看到那些聚集性病例，但是聚集性病例可能是人传人，也有可能是聚集性暴露引起的。

界面新闻：这篇论文中提到存在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感染者，这是否可以确定存在人传人？

王广发：我们去的时候，主要的精力在临床的诊断治疗，因为我们是医疗专家。根据我们当时掌握的资料，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有人传人。特别是医务人员的感染，我也是回北京通过媒体才知道的。

界面新闻：但问题是，你们看到了完整的资料吗？

王广发：这里有很多问题，将来得好好总结，比如工作的机制，等等。这事得以后总结经验的时候，会有个公论，现在过多的评价，没有什么益处，还是要积极努力，把疫情控制起来。

界面新闻：怎样才能确定是否有人传人，你又是什么时候确定出现人传人的？

王广发：这件事需要问疾控部门，因为他们做流行病学调查，是否有人传人需要流行病学调查资料。我自己得了病，我觉得肯定有人传人，因为我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。后来钟南山院士说肯定有人传人，还有十几个医务人员感染，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包括我。实际上之前也怀疑有人传人，但苦于没有确切证据。

界面新闻：你们回到北京后又做了哪些工作？

王广发：1月16号回到北京，我们从机场直接去了会议室，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。当时我提了两点，第一，我去武汉看了发热门诊，病人数挺多的，我一直有种感觉，特别像当年北京当遭遇SARS时，病人收不进去，都积在门诊，门诊成为一个传染源，情况很不乐观；第二，当时，泰国和日本各爆出有一例感人者，泰国是搜索了11000多个武汉来的旅客，找到了一例，如果以此来估算患病人口，当时武汉有1100万人口，就算打个折，按20000个人中有1例感人者，武汉也的感染病例应该是400多例，但是当时只有41例，这就是个问题。很多病人没有被诊断，这对传染病是很危险的，所以开完会第二天，有关部门就采取了不同的举措。

界面新闻：其他专家意见如何？此时你们已经离开了武汉，对人传人有新的认识吗？

王广发：因为我们是国家专家组，也是在小组会上讨论，大家还是积极的去看待这疫情，希望国家要重视。至于有没有人传人，这是一直是大家在争论的，大家一直在怀疑。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说就没有人传人这种可能，因为作为一种病毒性疾病，普遍容易有传染性，但传染性有多强，疾控中心也算过，但计算不出来，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料也是有限的。

界面新闻：那么，你现在怎么看待卫健委一开始说“未发现明显人传人”，现在又出现有人传人现象？

王广发：我们作为临床医生，需要以事实为依据，现在说有人传人，是因为有证据了，当时我们不说有人传人，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证据，所以这属于对疾病认识的不同阶段。大家都不是医生，各方面的认识水平有差距。但有一点大家需要明确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防范疾病的第一责任人是你自己，不能指望别人让你不得病。全社会都应重视，从政府到医疗系统，到公民个人，这是一个全民的事儿，个人的责任也是不能推卸的。

界面新闻：如果把“未发现明显人传人”，换做“不排除有人传人”的说法，是否会更有利于公众去防范呢？

王广发：在我们科研术语中，有证据的事，我可以说“是”，没有证据的事，我不能说“无”，我只能说“没有证据”，外界感觉都是模棱两可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事应该是在圈子里讨论，公众其实接受不了这些说法，因为太专业无法理解。我们不能因为一家人都感染了，就说有人传人，这是肯定有问题的。但是，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分析，一家人都感染了，可能有人传人，也可能有共同暴露，甚至既有共同暴露，也有人传人。但是，我们没有流行病学调查证据，我们不能下结论，我们掌握的大体资料就是这样，只能说没有特别明确的人传人现象。

界面新闻：你如何看到网民对你言论的质疑？

王广发：我比较多淡定，不是说公共舆论怎么了我就错了，我对我说的话是负责的，我掌握的资料就是这样，你还能让我编资料，我们也没这能力。有人认为我说“可防可控”，我得了病就是不“可防可控了”，我个人得病和可防可控不是一码事，可防可控是会有病人，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措施，可以控制病人数量的增长，可以减少传染。我看很多人是理解的，尤其我患病后，很多人非常同情，感激，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力量的源泉，不会因为对一句话的误解，把我们的付出和贡献抹杀了。

界面新闻：最近，中国疾控中心一些领导参与发表的论文，引发了不少争议，你对此怎么看？

王广发：这论文我没看过，也没参与，我不予置评。

疫情“盖子捂不得”

界面新闻：你最在家里工作吗？还是要去单位上班？

王广发：我在家里，但现在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做，包括我住院期间都在做。有来自于当地政府，有来自国家卫健委的，有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，包括意见建议，具体的措施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的决策层，也在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信息，我也是把我的想法，毫无保留的分享出去。现在这个时期，是大家应该众志成城，团结一心控制疫情。

界面新闻：你感染后又康复，是不是有了抗体以后就不会再感染了？

王广发：不能肯定，这是种新的病毒，它很多规律我们并不了解，我体内是不是产生了保护新的抗体尚不清楚，但可以研究，比如把我的血抽出来，看能否抑制病毒的复制。有的人被病毒感染后康复了，果断时间又会被感染，因为他的抗体不持久。但是一般的规律是，感染看康复后，再感染比较少了，总之，还是有待于观察吧。

界面新闻：现在看这场疫情，与SARS有颇多相似之处，你觉得有什么可反思的？

王广发：现在溯源的事还不明细，病毒到底是怎么进入人间的，有说华南海鲜市场是主要源泉，但我觉得很可能还有别的源泉，推测很可能是野生动物。所以我们需要反思，SARS的出现是因为吃野生动物，这次又高度怀疑是野生动物，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野味？为什么愿意冒这么高风险？这不全是卫生部门的事。有人吃，就应该有市场，政府应该加强管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是公民个人在其中应承担什么责任，如果大家都不吃，小贩怎么去卖呢？这样的疫情就可能不会发生。这些年的确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教训，希望这次能汲取。

界面新闻：对于政府防控应对呢？

王广发：我记得2013年，SARS疫情爆发十周年时，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，最近我又看了一遍，还是挺感动的，就是“盖子捂不得”，不能捂着，要打开，不仅要让专业人员认识到，还要普通民众认识到，大家都警惕了，防控就容易了。

界面新闻：最近医院的物资似乎还是很紧张。

王广发：武汉疫情突然爆发，各方面都应对是不够的，哪怕人很快能去，但物资是有限的，说白了这场疫情和打仗没区别，只不过面对的敌人的疾病，军队是医务人员，后勤的保障很重要，后勤保障都不到位，怎么打仗？但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优势是多部门联动，齐心协力一起努力。

界面新闻：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疫情可能出现拐点，你对疫情的发展怎么看？

王广发：理论上应该会出现拐点，因为我们制定了很强的防控措施，尤其对武汉和武汉周边。但是这些措施从实施到产生效果需要一定时间，能否完全贯彻下去也需要观察。我觉得，最主要工作是把可疑的病人隔离起来，最好住院，视情况居家隔离也可以。现在有很多医疗队支援武汉，这是个好的趋势，而且新建的医院很快投入运行，有了空间，有了医务人员，把病人隔离治疗，这应该是下一步工作的关键，如果这些措施都到位，疫情就会出现拐点。

界面新闻：也有网友对你的亲自去一线，又不幸被感染感到难过，希望你保重身体。

王广发：我要跑到武汉走马观花，要是不去病房，不去发热门诊，我也不会感染，反而进去以后，自己感染了，大家才知道这个疫情确实是严重了。在SARS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出现疫情的转折点，就是医务人员感染，因为医务人员救治，说明病人数量很多了，很难完全隔离，再者说明存在人传人，传染性可能还比较强，这是我们后来的判断。